离婚后，我和孩子在娘家住了下来。
一开始日子确实不好过。
闲话总有人说，出门也总有人盯着我看。
但我不怕。最难的时候我都熬过来了，别人几句嘴碎，伤不了我。
有几个媒人听说我离婚了。
还上门给我介绍过几个男人，都是二婚的，腿脚有些毛病。
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，统统回绝。
我娘帮我带孩子，我养好了身子，就开始想法子挣工分。
恰好村小学缺个帮忙认字、誊抄表格的人，沈文斌知道后，主动来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。
“活不重，就在学校帮忙，带着孩子也方便。”
我想了想，答应了。
去学校的头一天，我还有些局促。毕竟我只念过几年书，怕自己做不好。
沈文斌却很有耐心，手把手教我登记、誊抄、分教材。
“别急，慢慢来，你写字比我想得还工整。”
他这人说话温温的，不逼人，也不让人难堪。
和他相处久了，我紧绷着的心一点点松了下来。
有时放学晚了，他娘还会让我把孩子抱过去，一起喝碗热粥再回家。
村里人也渐渐改了口风。
“月英现在也挺好，自己能挣工分，还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。”
“是啊，离了周家倒像活过来了。”
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只是一笑。
不是像活过来了，是真的活过来了。
至于周文涛那边，我后来也听说了些。
他升职自然黄了，停职检查后虽然没被开除，却被调去了最累最脏的岗位。
厂里的人背后都拿他和葛雪梅的事当笑话，他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
葛雪梅更惨，作风问题传得满厂都是，家里给她说的亲事也黄了。
她后来求着厂里把她留下，可工会那边卡得严，她最终还是灰溜溜回了乡下。
又过了小半年，有一次我去公社办事，远远看见周文涛。
他瘦了不少，背也塌了，整个人像老了几岁。
看见我时，他怔了一下，目光落到孩子身上，眼神竟有些发怔。
孩子已经会喊人了，趴在我肩头，软软地叫了我一声“娘”。
我拍了拍他，没停脚步。
擦肩而过时，周文涛忽然低声说：“月英。”
我没应。
他又说：“你现在……过得还好吗？”
我这才停了一下，却没有回头。
“挺好。”
说完，我抱着孩子继续往前走。
风吹过来，街边梧桐的叶子打着旋往下落。
我忽然想起成婚那年，也是这样的季节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嫁了人，熬一熬总会有好日子。
后来才明白，错的人，熬再久也只是苦。
走到路口时，孩子伸手去抓飘下来的叶子，咯咯地笑。
我低头亲了亲他的小手，也笑了。
身后那个人，那段日子，那些委屈和寒心，都像被风卷走了。
庭前的梧桐树绿了又黄。
而我，终于带着孩子，走出了那场漫长的秋天。